打造营商环境，就是把握创新发展良机

■惠州新论

“全市上下必须牢固树立‘营商环境就是竞争力’的意识，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日前闭幕的中国共产党惠州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惠州市委书记陈奕威将“营商环境”作为闭幕讲话贯穿全篇的主题词。

同样是陈奕威在讲话中提及的是：惠州在2017年“工作繁多，任务繁重”。一个城市的发展千头万绪，将营商环境作为“重中之重”是否有些言重了？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笔者在这里说两个历史上的细节，可见端倪。

盛唐时期，政府轻徭薄赋、简政放权，全国的正式官员不足2万，通往全国的7条驿道上的1639处驿站为来往客商提供食宿便利，其营商环境在当时可谓世界级。由此带来的是工商业和地方经济的繁荣，带来的是横贯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繁盛上百年。

再看一个反面的例子。18世纪中后期，广州作为全国实质上的唯一贸易中心，前来中国贸易的商船要承担各色各样的苛捐杂税。据记载，海关官吏经常索取数倍于正常关税的钱财，一艘一等大船在其逗留广州的3个月期间总支出约为4500两之多。法治缺位的贸易环境，加上产业技术上的落后和观念上的盲目自大，最终造成绵延百年的历史动荡。

我们不妨再看看一个现代的例子。

1970年到1985年是日本电子产业的黄金时期。这15年间，其电子产业的产值增加了5倍，内需增加了3倍，出口增加了11倍。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没有采取新兴的设计与制造分工的方式，日本的半导体产业走向衰落，而日本相对封闭的营商环境正是导致这一状况出现的重要原因。与之相对的，则是美国硅谷由于开放的营商环境，激发了其在相关产业的设计和研发的崛起，并持续至今。

在创新驱动发展的大潮中，要不被时代潮流所抛弃，就必须充分开放，就必须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从纽约、伦敦到日本东京，纵观世界知名城市群，正是有着一流营商环境，才促进了全球范围内高端要素的高度集聚，也才能够在世界上经济版图上扮演举足轻重的地位。资本、技术和人员都处在动态的流动和升级中，此时的优势很可能就会变成彼时的劣势，唯有营造良好营商优势，才能持续地吸引优秀的人才、项目、产业和产业落地，才能抓住创新驱动的发展良机。

在营商环境中，法治环境又是关键一环。营商，“营”的是“商”，要保障营商活动的顺利开始，需要的是公开明晰的制度，是公平高效的法治环境。无论是包括珠三角湾区在内的四大世界级湾区的竞争，还是珠江两岸的产业PK，还是惠州与东莞、深圳等周边城市的竞合，哪个地方能够率先营造比较完备的法治环境，也就拥有了相对较好的营商环境。

2014年11月21日，香港科技大学终身教授、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弭永利便在大亚湾注册成立外资公司，在资料齐全的情况下，一个工作日内解决公司注册登记的整个流程的经历，不仅让他自己连称“不可思议”，也成为惠州营商环境优越的一个典型范例。事实上，这是该区针对香港高端技术人才专门制定制度，开辟“绿色通道”的结果。

事实上，从2013年3月惠州市委、市政府出台实施了《建设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五年行动计划》等系列政策以来，中介超市、三张清单、网上办事大厅等创新举措已经取得良好效果，率先在广东省建成联合征信系统和市场监管网络，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连续多年全省第一，这些都证明了惠州在塑造良好营商环境上的不懈努力。

然而，在区域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惠州的营商环境本身的进步固然重要，与其他城市相比成色如何更是决定惠州吸引高端要素集聚、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在高铁网络即将完善，对接深圳如火如荼的时候，营商环境如果出现短板，几乎一定会造成现有经济优势的丧失。没有走出惠州这一方井口放眼世界的眼界，没有撸起袖子大干一场的决心，即使是“百年一遇”的发展良机，也只能作为旁观者，在多少年后对后代说一声：曾经有一个机会摆在我的面前，我却没有抓住。

这，当然不是惠州所希望的场景。

惠州要如何做？将如何变？抛弃坐井观天的“青蛙思维”，学习腾跃万米高空的“雄鹰胸怀”，改掉慢慢来的“蜗牛作风”，追求日驰千里的“快马效率”，杜绝逃避问题的“鸵鸟心态”，拥有勇于直面强敌的“狼群胆略”，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求变求新、务实高效、崇商重商、诚信法治、绿色宜居、严肃活泼”这些目标成为现实。惠州也才敢说，没有辜负这一个开放的时代，这一个创新的时代，这一个你追我赶不断进取的时代。

南方日报惠州观察评论员 王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