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查阅卷笔录达20余万字

    2月9日，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发布最高检关于聂树斌案再审检察意见书，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有媒体评论认为“最高检检察意见是聂案民意的法律解读”“在聂案重审的跌宕起伏之后，最高检公布的检察意见也成为一份历史文献”。这份沉甸甸的再审检察意见书到底是怎么出炉的？2月10日，记者专门采访了最高检刑事申诉检察厅聂树斌案办案组。

梳理证据材料近千份

2016年6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提审聂树斌案并交由第二巡回法庭负责审理。随后，最高检党组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决定成立聂树斌案再审办案组。

“聂树斌案再审办案组于2016年8月3日至19日赴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集中封闭阅卷，并将全部案卷材料复印带回逐一审查。办案组的每位成员都分别独立审阅了在案全部43册卷宗及50余份视听资料，形成20余万字的阅卷笔录。”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厅厅长尹伊君介绍。

经过认真梳理聂树斌案近千份证据材料，逐一对在案证据排列对比，办案组对被害人死因，作案工具来源，隐蔽性证据，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在案证据缺失等焦点问题进行了严格细致审查，将有利于认定和不利于认定的证据都列入表格逐一分析。

“办案组每位成员都独立对聂树斌案提出了自己的初步审查意见，有的成员侧重于关注办案程序，而有的则更关注案件自身的实体性问题，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就是办案组所有成员对于聂树斌应当改判无罪这个最终审查结果达到了高度统一。”最高检刑事申诉检察厅申诉二处处长杜亚起告诉记者。

2016年9月12日，聂树斌案办案组集中研究起草审查报告有关问题，着手草拟检察意见。2016年11月16日，办案组再次集中研究审查报告修改问题，并进一步修改检察意见。

实物证据应遵循供证一致

杜亚起坦言，对于最高检申诉检察厅案件承办人员而言，如何排除各种干扰、做到客观公正，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杜亚起举例介绍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的检察意见》对于聂树斌有罪供述真实性、合法性存疑的第二条理由为“作案工具来源不清，原审判决认定花衬衣系作案工具存在重大疑问”，主要依据包括“花衬衣来源不清”和“聂树斌供述偷拿花衬衣动机不合常理”。

“虽然聂树斌供述偷拿了一件衬衣，并对该衬衣进行了辨认，但失主梁某并不能证实确实丢失过衬衣；而让聂树斌辨认的花衬衣曾被清洗，且未对现场提取的花衬衣进行清洗的过程作出记载和说明。现场提取的花衬衣与让聂树斌辨认、随案移送的花衬衣是否同一，存在重大疑问。聂树斌多次供述偷拿衬衣是准备自己穿，但根据物证照片及现场勘查笔录记载，该衬衣仅是衣长61.5厘米的女士上衣，且多处破损。”杜亚起说。

据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